400-123-4567

　　摘要：自好太王碑发现以来，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已经将近140年了。在此期间，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发表了一批论文。为了研究和总结之方便，学者们整理编辑了几部目录和索引，为高句丽目录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对7种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和索引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出共同点和不足，提出建立高句丽目录学的几点想法与意见，为有志于高句丽目录学研究的学者提供参考。

　　1877年（清光绪三年）好太王碑发现，1880年完整拓本出现，传入学人之手，引发了高句丽历史与碑刻文物研究，至今将近140年。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等国的学者著书、作文数量可观。仅就中国学者而言，著述早已超千，目类既广，内容繁复，风格多样。应当部次条别、分类整理、编目序列，以供“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中国的目录学之传统由来已久，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 《别录》《七略》是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刘向（公元前77—公元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人（今江苏沛县），曾任谏议大夫、宗正、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职。著有《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列女传》等50篇，传世辞赋有《九叹》《请雨华山赋》等。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8年）奉诏主持编校宫廷藏书。每书毕，刘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1]其子刘歆，别集群录，不分序类，汇成《别录》22卷。刘歆（约公元前53—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沛人。曾任中垒校尉、太中大夫、光禄大夫、河南太守等职。著有《三统历谱》《列女颂》《遂初赋》等。河平中，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群书，讲六艺传纪。整理天禄阁藏书，分类编次，而成《七略》。[2]开创我国图书分类目录之体例，以为后世传承。刘向、刘歆父子开创了中国的目录学，后世学者，续编目录，分类有所不同。《通志·艺文略》已分为总目、家藏总目、文章目、经史目四类。其目的意义，在于考察辨别我国学术之源流，区分学术流派，探寻学术发展之轨迹。

　　关于目录的定义与内涵，多以班固《汉书·艺文志》为据“刘向校书，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这里的目是指篇目，录则撮其旨意，也就是通篇主要内容的概括缩写。可知我国最早的图书文献目录应该是书目提要，或称之为叙录。后来也出现只记篇目而无叙述提要之类，也称之为目录者。也有的学者不同意其为目录，称“但记书名不载篇目者”为“并冒书目之名矣”。余嘉锡先生在其《目录学发微》一书中论述尤详，从目录学概览、目录书体例、目录学源流、目录体例，逐一辨析。[3]是研究我国目录学发展源流的重要著作。

　　由于社会发展进步，图书出版及印刷技术的进步，图书和报刊杂志、电子书刊数量的增多，加之图书收藏保护管理技术方法的提高，对于图书文献目录整理编排的要求发生很大变化，目录的定义与内涵也随之变化。古代的简牍、碑刻、帛书、手稿之类文献图书，防止散失、亡佚而编成的目录（叙录提要）今天看来，其必要性已经降低，而代之以简明的篇目、索引，成为学习研究某一方面学术的工具书。

　　高句丽目录学的建立，既保存了传统目录学的内涵、体例，也有所改进、创新。主要由于高句丽研究的历史较短，正是处在印刷技术从活字印刷到激光照排、电子图书的发展转变时期。基于此种情况，高句丽文献目录的编撰、分类、研究，乃至目录学的建立，都应该与时俱进，具有新的特点与内涵。

　　高句丽目录学建立十分有必要，首先是经过了多年的学术积累，建立高句丽目录学的时机已经成熟。1880年，好太王碑完整拓本出现，中国的金石学家开始购求、考释、研究。

　　不久，拓本传入日本，好太王碑研究在日本开始。最初对于好太王碑文字的隶定及考释都是以手稿出现的。当时中国的印刷技术虽然传统，但是并不落后。既有刻板、石板，也有活字制版印刷。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印刷后，藏于馆阁，分赠同好，分别被馆阁、藏书家收藏并编入目录。中国学者最早印刷成册的好太王碑研究成果是1895年奉天军粮署王志修的《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考》，其中包括《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考》两篇。因此，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的起始应该是1880年好太王碑完整拓本出现之后，1895年则是研究成果印刷发行的时间。好太王碑发现与研究是要有一段时间距离的，其中还有“火焚除苔”，之后才能有完整拓本。[4]43-44日本学者的研究应该在中国学者之后。原因很简单，好太王碑在中国，1880年出现完整拓本之后，学者的研究也就开始了。而日本学者884年才得到好太王碑的双钩加墨本，研究也就相对晚了几年。1889年日本《会余录》第五集发行，其中刊载了《高句丽古碑文》《高句丽碑出土记》和横井忠直的《高句丽古碑考》《高句丽古碑释文》。由于出版印刷方面的的优越条件，日本学者公开发表较早些。而有的学者则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组织青江秀、横井忠直解读好太王碑拓本作为研究开始的时间。]4-7，18-21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日本学者，好太王碑开启的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已经有130多年了。出版的研究著作，发表的各种论文，足以支撑高句丽目录学的建立。

　　另外，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的一些历史学书目、论文目录中也都收录了一定研究成果。1980年以后，中国、韩国学者还编辑出版了多种高句丽文献目录、高句丽研究文献叙录、高句丽研究论文题要等目录学方面的著作。这些目录学的资料和著作，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由于研究者的学识水平、研究资历、阅读视野、分类方法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差异，因此在目录的搜集、选编、分类等诸多方面，亟需加强学习、统一原则、规范体例、提高水平，使高句丽目录的研究和著录更加规范，更高水平，更利于操作和使用。这也正是建立高句丽目录学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建立高句丽目录学，是对130多年来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状况的客观总结，从中可以看出各国学者在不同时期对高句丽研究的发展变化及所取得的成果——这正是史学史的重要内容。从高句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出发，建立高句丽目录学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在撰写《高句丽研究史》[6]的过程中，体会尤为深刻。

　　《高句丽研究史》属于史学史的范畴，是高句丽的史学史，是研究高句丽历史与考古发展状况及其规律，从而探索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高句丽研究史》以前是没有先例的，可资参考的只有一些《中国史学史》类的著作。其主要研究对象，大体上还是梁启超提出来的四个方面：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7]4这里提到的史官，由于时代的变迁，已经不存在了。即或有临时组成的课题组、项目组，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暂，课题和项目负责人与古代史官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一些以高句丽或与其相关内容为主的专门研究机构，在组织协调立项、调查与研究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将这些机构在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编入，也应该算作是对史官部分的改革与补充。史家则是《高句丽研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句丽研究的史家，应该是那些长期从事高句丽历史和考古研究，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其著述在国内外正式出版的。或是从事中外历史研究，在其研究领域有影响、有建树，并在高句丽研究中有著述在国内外正式出版的。也有从事其他领域研究并在高句丽研究中取得成果，著述在国内外正式出版的。对于那些没有著作只有少量论文的学者，视其研究经历和成果的影响酌情进行著录。高句丽研究著作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此前还没有专门研究高句丽的著作出版。至于二战以前，高句丽研究主要集中在好太王碑的考释与研究方面。绝大多数是论文、著录，也有几部单行的小册子。由于好太王碑研究是我国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的开端，加之存世的数量有限，这些好太王碑考释和著录的文字都是颇为珍贵的。

　　高句丽史学史所涉及的研究机构、史家和著作，都应该从高句丽研究目录中获得，也就是说，高句丽目录学的建立是完成高句丽史学史的基础。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才能发现哪些研究机构在从事高句丽的历史与考古研究，哪些学者在从事高句丽的历史与考古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著作和论文的出版与发表情况。

　　至于研究趋势，也只有通过对研究机构与学者们出版的著作、发表的论文进行整理、分类研究，才能获得。那么，搜集、整理高句丽研究著作和论文，进行分类研究，正是目录学的对象和目标。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建立高句丽的目录学，才能完成高句丽的史学史。

　　再次，建立高句丽目录学的必要性还体现在其在信息、管理、规划、方向等方面。通过高句丽目录学的建立，可以完成更科学、更规范、更准确的高句丽研究著作和论文的目录。对于这些目录的分类整理、分析研究，很容易就会发现某些研究机构、某些学者在以往的高句丽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得知他们的研究方向、研究内容、研究重点，从而制定自己的研究规划、研究项目。也可以根据这些信息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计划。对于研究机构的管理、人才培养、加强合作、提高研究水平都是十分必要的。

　　21世纪已进入全面的电子信息时代。高句丽目录学的建立可以借助电脑，完成电子版和纸质版，搜集、整理、分类、修改、增补、研究都极其方便。同时可以引进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诸如比较研究法、数理统计法、图表演示法等，对于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某一机构、某一个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与评估。有利于了解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某一机构、某一个人的研究状况、研究趋势，从而有效地掌控整个研究领域的发展轨迹和发展进程。

　　高句丽目录学的建立需要有一定的基础，那就是相关目录的整理、编撰和出版。高句丽文献目录的出现是一个需要研究成果积累的过程。最初，由于成果数量不多，这些成果还难以形成独立的目录，往往收入在较大范围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目录中。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的成果最初主要是碑刻研究、文物考古研究。二战以前，有些碑刻或金石书目中就收录了高句丽的好太王碑，如《寰宇贞石图》《蜀晋墓碑目录》《满洲金石志》《百种著名碑刻简表》等。[8]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个阶段，也主要是高句丽文物遗迹调查和考古发掘报告一类，如 《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49—1966》《文物三五〇期总目索引 1950.1—1985.7》收录了多篇高句丽遗迹调查报告和考古发掘报告。[9]两部目录均有凡例或说明，明确了收录原则，其中主要收入有著作、论文、文章的时间和文献性质，收入文献的内容范围，书目著录各书的编著者、出版单位和出版年月，目录资料的编排顺序，文献目录的来源等。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高句丽研究成果的增多，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编辑出版，而且出现了多种版本。最典型的目录有7种：

　　2000年12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耿铁华、杨春吉主编，大32开本，273页。此次正式出版的这部文献目录是以1997年内部出版的《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为基础，经过多方面征求意见，还与一些主要作者通信联系，让他们自己修改和补充，努力减少遗漏。体例上没有大的改变，内容还是前言、凡例、著作、论文、译文、附录几个部分。时间是从1950年至2000年底。收入高句丽研究著作、文集34部，与高句丽研究相关著作、文集90部，论文781篇，译著4部，论文145篇，附录高句丽碑刻文字研究论著40篇。

　　2004年12月韩国高句丽研究财团编辑出版，金贞培主编，小16开本，468页。有前言、凡例和论著者索引。目录分为四部分：第Ⅰ部综述，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外交、考古、文化。第Ⅱ部历史，包括综述、研究史、史学史、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第Ⅲ部考古，包括综述、遗迹、遗物。第Ⅳ部文化，包括思想、宗教、祭祀、文学、文字、壁画、建筑、音乐、舞蹈、科学技术。四个部分共收录论文5200篇。其中韩国300篇、朝鲜520篇、中国910篇、日本1270篇、欧美学者120篇。收录文献时间为1885—2005年。①

　　2009年12月香港亚洲出版社出版，马彦、华阳编，大32开本，212页。有出版说明、凡例、后记。目录分上下两编，上编为中国高句丽研究论文论著目录。下编为外刊高句丽研究论文论著目录。此目录的著作和论文都编有序号，统计起来很方便。其中收入中国著作212部，论文1080篇，外刊包括韩国、朝鲜、日本、欧美诸国著作656部，论文2139篇。

　　2010年1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郭淑琴主编，大32开本，252页。有前言、编辑说明、个人作者索引、题中所见人名地名索引、引用期刊频度一览表、引用期刊论文集频度一览表。索引分为通论、政治与法律、经济与交通、社会、地理、军事、语言文学、科技与文化、宗教、历史文献、考古与文物、先世与遗民、族源族属、学术动态、书评、会议纪要等十四部分。有的部分还细分诸多细部。此索引诚如说明所言，编目、编号、分类等方面颇具特点。收录国内外学者发表的论文部分，只是缺少了著作、报告、文集、图录等部分。

　　2012年12月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耿铁华、李乐营主编，小16开，248页。此前，耿铁华、杨春吉出版了两本《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编辑体例基本相同，各部分内容也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增加了一些新出版、发表的著作和文章篇目。此次整理出版体例大致如前，只是在论文部分分类更细些，同时删去了译著和译文，也删去了解放前关于好太王碑研究著述。为了方便查找和使用，增加了博士、硕士论文，还增加了学者研究成果的按人编目。第一部分收录著作313部，第二部分论文共收录1887篇，第三部分博士、硕士论文共收录55篇。第四部分高句丽研究学者目录共收录作者635人。

　　2014年12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谭红梅主编，大32开，513页。有前言、凡例、附录、后记。目录分为七部分，有中国高句丽研究成果目录和朝鲜半岛韩国、朝鲜高句丽研究成果目录，还有日本、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高句丽研究成果目录。此目录中的著作和论文都未有编号，统计起来颇为麻烦。初步统计收入中国的著作319部，论文1835篇。国外的暂未统计。

　　以上7种高句丽文献目录,A B F 3种是中国学者的高句丽研究成果目录，C D E G 4种则是国内外学者的高句丽研究成果目录。由于包含的内容，选编的原则，目录的时段不同，篇目、数量、著录方式也各有不同。有待于今后更加科学、规范地界定、选编和分类，以便更加统一，更加准确、方便。但是，目录中存在的明显的失误和不足是必须要指出的。

　　其一，选编对象界定不科学、不准确。关于高句丽论著、论文的确定标准，由于学者的认识水平还存在着分歧，需要进一步研究，后面还要详细讨论。但是将明显不属于高句丽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收入，则是明显的失误。

　　《韩国史》C15，《朝鲜通史》C41，《朝鲜土地制度史》C65，《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C85、G17，《满鲜原始墓葬研究》C88，《中国名胜词典》D2，《二十六史精要辞典》D2、G34，《资治通鉴大辞典》D2、G38，《中国城市大典》D3、G90，《佛教大辞典》D3、G74，《中国东北史》D4，《中国民族史》D4，《中国文物考古辞典》D7、G33，《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D63、G74，《亚洲各国古代史》G3，《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G13，《西汉政区地理》G20，《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录编·东北卷》G23，《中国民族史》G27，《中国东北通史》G29，《中国通史史论辞典》G31，《中朝边界史》G33，《东方文化辞典》G34，《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G38，《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G42，《中华姓氏大辞典》G45，《中国文史百科》G54，《宗教大辞典》G54，《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G58，《中外历史年表》G105，《韩国文化史》G111，《日本古史》G433，《中国文学》G434，《女线……

　　《略述东北古代少数民族的农牧与渔猎经济》A22，《考古学所见四世纪的东亚细亚》A25，《吉林省考古事业回顾》B33，《太子河名称古今谈》B65，《燕、辽东、古朝鲜》B68，《论语千字文贡进时》C44，《日本上代年》C44，《乐浪出土汉代铜镜铭文考》C76，《山西离石汉墓画像升仙图》C106，《龙门石窟出现的北魏佛教》C115，《牡丹江流域渤海遗迹（址）出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D61，《北方地区隋唐墓葬的分区与分期》D61，《靺鞨文化研究》D62、G103，《渤海瓦当研究》D62、G103，《八世纪前半叶的罗唐关系》D63、G109、G308，《析木城石棚》E148，《辽东石棚与东夷关系》E149，《论扶余发现的中国青瓷砚》E153，《夫余考》E184，《牛河梁 “女神庙”族属考》E188，《谈长春市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E196，《公元八、九世纪中朝两国的贸易、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G7，《新罗封建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G7，《“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G43，《战国秦汉辽东东部边界考》G46，《关于古朝鲜研究的几个问题》G86，《海兰江—图们江流域渤海墓葬研究》G94，《论七至八世纪日本天下观》G104，《“千秋、万岁”图像初探》G111，《百济与南北朝朝贡关系研究》G117、G121、G313，《百济遗民问题探析》G123，《儒学视域下的朝鲜汉文小说研究》G134……①

　　其二，选编书目或论文违背凡例制定原则。凡例中明确指出“非正式出版物概不收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编写目录，出版书刊论文，引用参考文献的原则。也就是说，经出版社或新闻出版、宣传部门批准文号的著作（包括内部出版、限国内发行）都属于正式出版物。反之没有出版社或新闻出版、宣传部门批准文号的手写稿、油印稿、打印稿、复印稿都属于非正式出版物。如：《吉林省历史概要》A5、G4，《辽宁史迹资料》A5、G4，《高句丽国史》（征求意见稿）B6、G58，《高句丽族史》（征求意见稿）B6、 G58，《高句丽古城研究》（征求意见稿）B7，G58，《集安高句丽历史遗迹简介》G5，《中国北方八省考古论著录编》G17……②

　　另外，凡例中标明 “国内部分时间跨度主要为1950—2008年”，却收录了1927年金毓黻编的《辽东文献征略》（线装铅印本），而且是在“高句丽研究历史专著目录”和“高句丽研究相关专著目录”中两次出现。③《辽东文献征略》共八卷，卷一郡邑，卷二山川，卷三金石上，卷四金石下，卷五人物上，卷六人物下，卷七典籍，卷八杂录。涉及高句丽的只有毌丘俭记功碑和好太王碑，在卷三碑刻中占十一分之二，在整部书中所占比例更小，根本不能算作“高句丽研究历史专著”，只是诸多参考资料之一而已。

　　其三，各国学者在外国出版的著作和论文，应该放在学者所在国家的文献目录中，还是放在出版和发表国家的目录中，还存在着分歧。

　　A B F 3种是中国学者的高句丽研究成果目录，因此将中国学者出版和发表在国外的著作和论文作为中国的研究成果收入。如：

　　朴真奭、姜孟山《中国境内高句丽遗迹研究》韩国芸河出版株式会社1995年3月。A3

　　魏存成《吉林省内高句丽山城研究》韩国《高句丽山城研究》1999年12月。B141

　　高明士《台湾的好太王碑拓本以及碑文研究》韩国《高句丽研究》第4辑1996年12月。B201

　　朴真奭《辛卯年纪事再论》韩国《高句丽研究》第4辑1996年12月。B202

　　孙仁杰《对高句丽墓葬分期与演进的探讨》韩国《东亚文化》2010年6月。F107

　　武家昌《高句丽古墓壁画中的莲花形态与位置关系研究》韩国《高句丽研究》2003年12月。F114

　　C D E G 4种是国内外学者的高句丽研究成果目录，无论作者的国籍，都归入出版国和发表国的成果中。如：

　　朴灿奎《广开土王碑文神话记事分析》韩国《广开土王碑文的新研究》1999年。C377

　　朴真奭《好太王碑和古代朝日关系研究》韩国西光学术资料社，汉城1993年。D88

　　权赫秀《中国学界眼中的韩半岛南北学界的高句丽研究（2）》《白山学报》69白山学会，汉城。D155

　　耿铁华《中国好太王碑研究的状况和趋势》《高句丽研究》21，高句丽研究会，首尔2005年。D156

　　郑永振《高句丽·渤海靺鞨墓葬形制比较研究》韩国《百济研究2》2（第12号）1991年。G210

　　徐建新《关于高句丽好太王碑早期拓本研究早期墨本的制作和流传，以1880年至1888年为中心》高句丽研究》21首尔，高句丽研究会，2005年。G287①

　　此外，还有一些归入韩国的日本学者的论著，归入日本的中国、韩国学者的论著，归入中国的韩国、日本学者的论著，不再一一举例。

　　但是，中国研究生学位论文，既未在韩国答辩，也未在韩国发表，归入韩国研究成果之内，则是完全是错误的，如：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古墓壁画中的高句丽体育文化研究》宋伟，2008年。G308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集安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周博，2008年。G308

　　吉林大学硕士论文《唐征高句丽之战的战略研究》张国亮，2008年。G309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高句丽墓室壁画的装饰表现手法研究》郭秀，2008年。G309

　　吉林大学硕士论文《基于Wed的高句丽电子文献数据库平台的构建》代俊波，2009年。G313

　　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平壤地区高句丽封土石室墓研究》姜雨风，2009年。G313……

　　7种目录中，A B F 3种是中国学者的高句丽研究成果目录，分类大体相同。C D E G 4种是国内外学者的高句丽研究成果目录，分类各不相同。前面A B C D E F G列出目录的分类，其中韩国高句丽研究财团编辑出版的《高句丽史研究论著目录》分类最细、最复杂，项目和内容重复也最多。比如第374页金石文下的广开土王碑条，收录了韩国、朝鲜、中国、日本、欧美学者的论文。可是，在第146页、185页、205页、207页、209页、220页、222页……也都有广开土王碑或好太王碑的相同论著。有的论著重复著录达到4次之多。类似情况，在《国内外高句丽研究论文论著目录》《高句丽历史研究论文索引》《国内外高句丽研究论著目录》中也多见。

　　其五，体例不统一，著录不规范。现在编的目录多见叙录和提要，主要是篇目汇集，包括著作和论文。7种目录都有前言、凡例，介绍编写的原则、体例等相关问题。各自的凡例大体相同，也有不同之处。正是这些不同处，使得各个目录体例不统一，排列顺序不同，著录风格各异。

　　就是在同一部目录中，也存在着体例上较大的差异。如《国内外高句丽研究论著目录》在主要作者介绍部分，对日本学者的介绍普遍比较详细，而对中国学者和韩国学者介绍的则很简略。如，日本学者和田清的介绍文字1050字左右G492—494，江上波夫的介绍文字1100左右G496—498，箭内亘的介绍文字800字左右G501—502。中国学者金毓黼的介绍文字210字左右G477，朴线，孙玉良的介绍文字180字左右G479，最长的是王绵厚的介绍文字750字左右G480，其余人都在150~ 180字之间。韩国学者的介绍文字也很少：金元龙90字左右、卢泰敦150字左右G485，林起焕150字左右、孔锡龟120字左右G486，申莹植180字左右G486—487，金贞培90字左右、琴京淑90字左右G487。介绍的内容、生平、研究经历、学术成果也大不相同。

　　其六，错误过多，极大地削弱了目录的价值。7种目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错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关于高句丽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错成《关于高句丽社会性质的几介问题》C130

　　《清末辽东局势与好太王碑的发现》错成《清末辽东国势与好太王碑的发现》C207

　　《高句丽“扶余城”与渤海“扶余府”》错成 《高句丽“抚余城”与渤海“抚余府”》E125

　　《东夫余及相关问题的初步探索》错成《东抚余及相关问题的初步探索》E181

　　《韩国徐炳国著〈高句丽帝国史〉简介》错成 《韩国徐冰果著〈高句丽帝国史〉简介》G62

　　《酒匂景信将来的广开土王碑文的复原研究——通过碑文研究初期释文的分析》错成《酒勾景信将来的广开土王碑文的复原研究——通过碑文研究初期释文的分析》G405

　　《集安岭前鸭绿江流域原始社会遗址》《博物馆研究》1986—2错成1996—C87

　　《吉林省六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研究》1988—3错成198—3 C87

　　《全国首届高句丽研讨会论文集》通化 错成 长春E91、113、124、181

　　通过对已经出版的7部高句丽文献目录的分析说明，发现了一些值得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今后编写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制定一些基本原则还是非常必要的。

　　上面引证的7部目录，都有“高句丽研究”的文字限定，所谓研究，就不是一般的高句丽文献，如《后汉书·高句丽传》《三国志·高句丽传》《隋书·高丽传》旧唐书·高丽传》《书·高丽传》《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东国通鉴》等，都不应该收入此目录。而对于这些古代文献进行校勘、考证、研究的论著则应该在收录范围之内。从时间断限上看，应该以好太王碑发现后并作出完整拓本开始。1877年（光绪三年），关月山发现了好太王碑，经过寅卯年（光绪四、五年）火焚除苔，1880年（光绪六年）出现完整拓本，好太王碑研究开始，从而带动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的开展。也就是说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收录论著的时间上限不会早于1880年。关于目录的收录时间，可以根据选编目录的时段而定。如《百年来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三十年来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或《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1900—2000》《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1950—2015》

　　这一原则是在限定研究文献的作者所在地区或国别。可以在题目上加上国籍，一目了然。也可以在前言和凡例中说明。如：

　　《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各国通用的目录题目，需要在凡例中说明收录的哪国学者的研究目录。又或是通过编者的姓名或机构也可以知道研究目录的地区和国别。

　　《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里面不仅要收录中国学者在本国出版的论著，也要收入中国学者在国外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和文章。原则上不应该收录译文。如果需要收入翻译外国的论著，应该另辟章节，必须标明原作者的姓名与国籍。

　　《朝鲜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里面不仅要收录朝鲜学者在本国出版的论著，也要收录朝鲜学者在国外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和文章。如果需要收入翻译外国的论著，必须标明原作者的姓名与国籍。

　　《韩国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里面不仅要收录韩国学者在本国出版的论著，也要收入韩国学者在国外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和文章。如果需要收入翻译外国的论著，必须标明原作者的姓名与国籍。

　　《日本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里面不仅要收录日本学者在本国出版的论著，也要收入学者在国外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和文章。如果需要收入翻译外国的论著，必须标明原作者的姓名与国籍。

　　《国内外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应该将各国学者分列章节，哪个国家学者的论著放在本国之内，他们在外国出版和发表的论著，也要按出版和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入本国之内，以示对作者和其国家研究成果的尊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认真讨论研究。高句丽研究文献的目录——毫无问题，是关于高句丽历史与考古方面的论著，包括著作和论文。

　　所谓著作，只是一个笼统的称谓。各国的出版状况不同，但都是指装订成册的图书。就中国的出版情况而言，凡是正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或有国家有关部门出版批号（内部发行）的，都属于合法的正式出版物。而那些手写本、打印本、征求意见稿等没有国家出版批文编号的或有国家有关部门出版批号 （内部发行）的，都属于非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的著作是不能收入目录的。

　　高句丽研究著作内涵很广，大体包括专著、编著、论文集、文物图录、拓本、史话故事、字典辞典、目录、其他等9个方面：

　　马大正、李大龙、耿铁华、权赫秀《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

　　马大正、金熙正主编《高句丽渤海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

　　付百臣、刘信君主编《中国高句丽研究论文选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6月。

　　张福有、许才山、刘维华、曲敬德《好太王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12月。

　　耿铁华、杨春吉 《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2月。

　　马彦、华阳《国内外高句丽研究论文论著目录》香港亚洲出版社2009年12月。

　　任锡昆、高良田、王永利、阿兵《好太王碑文印稿》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

　　以上高句丽研究方面著作的实例，基本可以代表高句丽研究目录收录著作的主要内容。

　　十分明确，高句丽研究著作应该是以高句丽历史与考古为中心内容的著作或文集等，既包括从题目上一眼就可以看出是高句丽研究著作的，也包括题目中没有高句丽字样但确是高句丽研究的著作，这就需要对高句丽历史与考古有一定的研究水平才可以辨别。那些本不是以高句丽历史与考古为中心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虽然其中涉及部分高句丽历史或少量的文物遗迹，也不应该收入高句丽研究目录。如《中国通史》《中国东北史》《东北地方史》《辽宁通史》《吉林通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史》东北民族史》《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历代职官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名胜辞典》《中国文物考古辞典》《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东北人物大辞典》《世界通史》《东亚历史》《朝鲜通史》《韩国通史》《日本通史》《东北亚考古》《朝鲜考古学概要》《韩国考古》《日本考古》《朝鲜古迹图谱》《中朝边界史》《中朝关系史》《中韩关系史》《朝日关系史》《韩日关系史》等等。

　　其中与高句丽关联较密切的，如《中国东北史》东北地方史》《辽宁通史》《吉林通史》《东北民族史》东北历史地理》《中国文物考古辞典》《东北亚考古》朝鲜考古学概要》《朝鲜古迹图谱》等，可以作为与高句丽研究相关的著作对待，集成一章或附录处理。这样更科学、更准确些。

　　需要特殊说明的是，20世纪80年代，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后，各地文物部门组织编写了一批《文物志》，大部分属于有出版文号内部发行，也有少部分由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些志书中有一部分涉及高句丽历史文物和遗迹，数量不等，应区别对待。与高句丽历史考古相关的文物志主要有《桓仁满族自治县文物志》《集安县文物志》《通化市文物志》《通化县文物志》《柳河县文物志》《吉林市文物志》《延边文物简编》《吉林省志·文物志》等。其中高句丽文物遗迹的内容各不相同。只有《集安县文物志》高句丽的内容最多，在453页文字中，高句丽历史文物遗迹有320多页，占全书文字的70%以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高句丽研究著作，可以正式收入目录。而其他文物志的高句丽内容都不足34%，没能达到或超过全书文字的1／3，只能作为与高句丽相关的著作对待。

　　至于上面列举的和高句丽历史与考古毫不相干的著作、文集之类，如《中国城市大典》D3、G90，《佛教大辞典》D3、G74，《中华姓氏大辞典》G45，《中国文史百科》G54，《日本古史》G433，《中国文学》G434，女线等，绝不应该收入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

　　高句丽研究论文的内容也很复杂，既包括研究文章，也包括一些综述、介绍、书评、会议、机构、人物、消息、报道等。但是主题与主要内容一定是以高句丽为中心的，否则是不能收录的。前面列举的一些论文，有些要稍加说明。

　　不该收录最多的是一批渤海研究论文。如《牡丹江流域渤海遗迹（址）出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D61，《靺鞨文化研究》D62、G103，《渤海瓦当研究》D62、G103，《海兰江—图们江流域渤海墓葬研究》G94等。渤海国是公元698年建立的东北地方政权，接受唐朝管辖和册封。建国时高句丽已经灭亡30多年。尽管高句丽后期，有少量靺鞨人在北部活动，高句丽灭国后，一部分移民融入靺鞨人中。联系应该有些，影响也会存在。但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两个不相衔接的地方政权，两种不同的文化区别明显，不能混为一谈。两种不同时段的历史与考古研究成果，应当分别收录在自己的研究文献目录中，这也是十分明显的。外国的某些学者有意将高句丽、渤海民族历史与文化混为一谈，是有其特殊目的和用心的，我们就更应该保持清醒，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区别对待。

　　对于以东亚各国历史、各国文化、各国文学、各国宗教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论文和文章，也都不应该算作高句丽研究论文和文章，也不应该收入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中。各国学者，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确定高句丽研究文献收录著作和论文的标准。编写出更加科学、更加准确、更加尊重历史的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来。

　　分目——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朝鲜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韩国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日本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欧美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

　　上面是以标题为主的书目、篇目的原则和分类，具体操作中，还要根据中外学术界、出版界的不同情况灵活掌握，灵活处理，目的是为研究提供总结，提供信息、参考和借鉴，同时为高句丽研究史提供资料依据。

　　除此之外，高句丽研究文献中也出现了传统的叙录和提要。一部是《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叙录》，另一部是《高句丽历史研究论文提要》。

　　《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叙录》是倪军民、耿铁华、杨春吉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精装本，大32开，595页，43.5万字。全书分两部分：高句丽研究著作和高句丽研究论文。本书编写目的是向中外学者展现以往高句丽研究的成果，客观地浓缩原论著的基本论点、论据和结论，忠实于原文、原著，不加评论性语言，不论是非曲直。介绍的内容选自1950年至1996年底发表和出版的有关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的论著。其中介绍的高句丽研究著作及与高句丽相关的著作35部，有关论文365篇。

　　《高句丽历史研究论文提要》是姜维公、何海波主编，吉林出版集团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平装本，大32开，474页，33.2万字。从1943年至2006年期间发表的高句丽历史与考古论文中选出来的437篇论文。将论文的主要内容作了客观的提要，以利于阅读和检索。

　　两部书的要旨都符合古代的书目，只是在作者介绍方面还做得不够。时至今日，由于出版事业的发展，电子图书的出现，原来防止散佚而作的叙录、提要，其功能逐渐减弱，代之以书名、篇名为主的目录，强化了总结、交流、指导方面的功能，对于研究趋势的分析，研究史的梳理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叙录、提要则退到了次要的位置，这也是现代目录学发展的一个趋势。

　　[6]耿铁华,李乐营.高句丽研究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

　　[8]杨守敬.寰宇贞石图[M]//杨守敬集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杨殿珣.蜀晋墓碑目录[M].罗福颐.满洲金石志[M].王仕弘.百种著名碑刻简表[G]//碑帖鉴别常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耿铁华，吉林扶余人，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long8国际官方网手机版app